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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孕背后危险重重

      受访专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  田 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朱 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阮祥燕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 月

      □本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  □本报驻乌克兰特约记者  傅  涞□本报记者  李珍玉  张筱悦  李  爽 

      近日,某女明星疑似“代孕弃养”一事持续引发全民热议,也再一次将代孕从地下拉到明面上来。央视就此发表评论称,“代孕弃养法律道德皆难容”,前有代孕妈妈遭“退货”,后有某明星疑似代孕欲弃养,曝光录音中“打也打不掉,我都烦死了”更令人愤怒。中央政法委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表示,“作为中国公民,因为代孕在中国被禁止,就钻法律空子跑去美国,这绝不是遵纪守法”。代孕行为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较大争议,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明令禁止的,但寻求代孕的人似乎有增无减,一些国家甚至对商业化代孕大开“绿灯”,形成了“跨国代孕”“医疗旅游代孕”等畸形局面。

      代孕,最具争议的辅助生殖方式

      随着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疾病治疗等原因,不孕夫妇人数不断增加,辅助生殖技术越来越被人们熟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田莉介绍,人类的自然生殖是指男性的精子在女性输卵管内与卵子相遇,受精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分裂成胚胎,胚胎在女性子宫内着床、发育成熟而分娩的一个连续过程。当上述过程中的某一步骤或全部步骤出现障碍,就会发生女性或男性的不孕不育症。辅助生殖技术是通过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方式进行人工干预,帮那些夫妻获得孩子。人工授精指采用非性交的方式将精子递送到女性生殖道中以达到受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俗称“试管婴儿”,即将卵子与精子从人体内取出并在体外受精,发育成胚胎后,再移植回母体子宫内。代孕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一种方式,但它与传统的“试管婴儿”有点区别,常被人们通俗地理解为“借腹生子”,是最受争议的一种辅助生殖方式。具体指,夫妻的精卵经过体外受精技术后形成胚胎,植入到非妻子的“代孕母亲”子宫内怀孕、分娩。代孕分为完全代孕(卵子不由代孕母亲提供)和局部代孕(卵子来源于代孕母亲)两种。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代孕是否应当被许可,迄今为止都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应该让代孕者和想做父母的人自行决定;反对者则担心,代孕合法化不仅是“将人的母性变成了一种商品”,将生育变成了纯粹的生理现象,很可能会诱导贫困妇女沦为生育工具,还导致亲子关系认定困难,不利于代孕所生孩子健康成长。

      据不完全统计,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亚洲的中国、日本、新加坡,美洲的阿根廷、美国的新泽西州等部分州、加拿大的部分省,都全面禁止代孕。英国等国家是附条件许可代孕,允许代孕的同时,禁止商业性代孕,不允许为了赚钱而去代别人生孩子。而俄罗斯、比利时、乌克兰等国家是全面许可代孕。

      欧洲“代孕之都”的繁荣与危险

      英国广播公司曾报道称,乌克兰是欧洲的“代孕之都”,是世界上极少数允许“代孕旅游”的目的地国家之一。乌克兰放开代孕技术原本是要提高国内的出生率,但随着外国雇主的涌入,代孕逐渐成了一个产业。目前,全乌克兰大约有50家辅助生殖医院,街头、公交车站、社交网站上,到处能见到代孕或捐卵子的小广告。首都基辅一家代孕诊所的护士向《生命时报》记者透露:“近几年,乌克兰的代孕服务需求量激增,可能增长了近10倍,每年至少有1000个通过代孕出生的婴儿。”乌克兰独立新闻社2020年8月的消息称,代孕服务量增加主要是因为价格优势。乌克兰的代孕服务费用平均约4万欧元(约合31.3万元人民币),而美国和荷兰至少需要支付10万欧元(约和78.3万元人民币)。此外,乌克兰代孕中介机构能提供多种代孕套餐,如“自卵包成功套餐”“捐卵包成功套餐”等。

      网上各代孕机构发布的信息显示,代孕一次,顺利生下一个婴儿,代孕者的收入为1.8万~2.5万美元(约合11.6万~16.2万元人民币),而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年收入才3298美元(约合2.13万元人民币)。多次参与代孕者,代孕机构还会给予“奖金”。例如“ Artemis”机构在网站上征集19~36岁的女性担任代孕妈妈或卵子捐赠者时写道:“再次参加代孕计划的母亲将获得1000欧元(合7826.5元人民币)额外收入;第三次参加该计划将得到2000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代孕母亲需要进行多次妊娠的,将会收到3000欧元(约合2.35万元人民币)额外补贴。”

      乌克兰《家庭法》确实明确规定了商业代孕的合法化,但乌克兰的立法者并没有通过法律和决议来规范代孕细则——比如,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群体可以进行代孕、客户是否有国籍限定、代孕妈妈的合法权益等。也就是说,在乌克兰代孕不违法,但代孕的需求者和提供方的权益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

      正因如此,这背后产生了一系列危险问题。比如,2020年5月,乌克兰因新冠疫情关闭边境,有些代孕产下的婴儿因此滞留当地,媒体曾曝光过一家私人诊所滞留了46名新生代孕儿。还有些孩子出生后会被预定父母抛弃。2011年,一对意大利夫妇抱回代孕儿后,发现其DNA不匹配,这个小婴儿差点被送往孤儿院,幸好有另外一个家庭收养了他。有的被弃养婴儿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会被人贩子贩卖,甚至被残害出售器官。代孕母亲的处境更令人痛心。在怀孕期间或分娩时,代孕母亲如果出现身体问题,如难产、胎死腹中等,严重的可能会摘除子宫,中介公司对此并不负责。如果一些雇主中途取消了合同或生完后弃养,代孕母亲要么冒险堕胎,要么需要自己抚养或将孩子遗弃。

      印度从放开到收紧

      印度是一个宗教氛围浓郁的国家,在那里,代孕曾一度是“准合法行为”。2002年到2015年间,有偿的“商业代孕”在印度的年产值曾高达120亿美元(合775.8亿元人民币),其低廉的代孕成本(均价约1.2万美元,合7.758万元人民币)让印度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代孕旅游目的地”之一,其中国外“客户”占了约80%。随着印度政府从2015年开始讨论有关代孕的立法问题,这一情况较之前有了很大不同。经过两年多的激辩,印度联邦议会于2018年推出“代孕条例法案”,明确规定商业代孕和“国际代孕”是非法行为。中央和地方邦政府随后也依法成立代孕行为指导委员会,此后印度的“跨国代孕”行为大幅减少。

      2020年,政府再次收紧对代孕行为的规范,要求已婚夫妇和单身女性均不得通过代孕方式生子。印度妇幼部长伊拉妮表示,“如果是寡居或离婚女性,有权选择代孕”,此举旨在保护女性权益。支持者认为,政府不断收紧代孕规定,可以使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减少被富人利用不对称的财富优势剥削的风险。批评者则认为,印度的代孕法规过于严格,让代孕双方失去了选择的权利,同时呼吁政府应放开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群体的代孕政策。

      代孕背后藏着种种危险

      抛开法律和道德问题,仅从代孕过程本身来说,供卵者和孕母就会承担着种种风险。田莉介绍,代孕的过程包括取卵、取精、体外受精和培育胚胎、胚胎植入子宫等多个环节。首先,医生会给卵子提供者打促排卵针,让女性在治疗周期产生多个成熟卵子,通常可产生10个左右。卵子长成后,可在麻醉状态下通过阴道B超取卵。取精子的方法相对简单,如果采用丈夫的精子,丈夫在医院取精后,放入专门的取精瓶子即可。然后是体外受精。在特殊环境下,医生通过生殖技术,把精子注入到成熟的卵子中,从而形成人工受精卵,再看哪些能长成为胚胎,这一过程需要3~5天。再接着是非常关键的胚胎植入子宫,医生需用阴道扩张器暴露并清洗子宫颈,然后将挑选好的胚胎吸进一条移植导管,再将移植导管经阴道、宫颈,轻轻插入宫腔内,放置到预定位置,再将含胚胎的液体,快速推入宫腔内,整个操作仅需几分钟。在移植后的2~4天内代孕者要尽量休息,让胚胎更顺利地着床。

      专家们指出,与自然怀孕相比,整个代孕过程极为复杂,每步都可能存在风险。

      促排卵可能有副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朱兰说,促排卵治疗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取卵是有创操作,过程中难免会给女性带来一些痛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促排卵治疗过程中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女性可能出现腹胀、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不过发生概率极低。

      胚胎培育不一定成功。“就算是受精卵在体内自然着床,也可能因为一些先天因素或外界因素而夭折导致流产,人工培育同样无法保证100%成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说,胚胎培养过程中可能存在胚胎发育不良、发育停滞等情况,导致无法移植;植入过程也会受到医生的操作技术和医院的条件等各方因素影响。田莉表示,培育胚胎的成功率平均在50%左右,与卵子本身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如果卵子质量好,受精卵培育成胚胎的数量多一些;如果卵子质量不好,受精卵培育成胚胎的数量就少,或者没有。胚胎培育不成功,就要择期再取卵,供卵者就会“再遭一次罪”。

      代孕者要承担一定风险。朱兰表示,妊娠分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健康风险,包括怀孕期间的流产、早产、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及分娩过程中的各种并发症。同时,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也增加了医源性多胎妊娠、异位妊娠的发生率。《国际妇产科学杂志》曾刊登文章指出,代孕者前置胎盘和胎盘早剥的发生率分别是普通孕妇的2~6倍。《印度公共卫生杂志》指出,由于代孕者是非自然怀孕,需要使用大量药物或激素来维持妊娠,导致流产、早产的风险比正常孕妇高很多。甚至有些代孕者被迫剖宫产,增加了今后再怀孕时子宫破裂的风险。

      子代健康风险尚未完全明确。《国际妇产科杂志》撰文指出,与自然受孕分娩的孩子相比,代孕婴儿发生早产率、出生低体重率、围产期发病率及死亡率更高;出生后婴儿如果无法从母体获得足够的营养,可能导致生长发育落后。此外,母婴过早分离,对婴儿来说是负性应激源,可能严重影响婴儿神经系统发育,长期母婴分离会对婴儿大脑产生持久功能影响,日后可能出现学习能力减退、认知障碍、焦虑行为等,甚至可能导致成年期的精神疾病。田莉说,因为代孕的孩子不是自然受精,没有经过自然的优胜劣汰,可能把染色体的一些微缺失遗传给后代,也可能有遗传不孕的风险,不过需要进一步统计和研究。朱兰补充说,就现阶段来看,该领域进步较快,越来越多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手段可以协助医生排除携带遗传学异常的胚胎,最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代孕给子代心理方面带来的潜在健康隐患。

      不管代孕是否放开,都不该被一部分人滥用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的12%~15%。田莉表示,这其中,对于先天子宫发育不好,或者因患有某些疾病不能妊娠、子宫有严重病变或畸形、子宫切除的患者来说,代孕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唯一方法。记者在采访专家时,他们一致表示,应当承认,不孕不育症患者想拥有自己孩子而寻求代孕的强烈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实是,这项技术却被一部分有能力生育的人滥用了。朱兰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国际妇产科协会早在2008年就发布报告提出,代孕是一种只能用于严格掌握医学指征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因社会因素而代孕是不可接受的,且仅提倡无偿代孕,不支持商业代孕行为。

      根据我国的国情,基于不伤害、保护后代、严防商业化和严禁技术滥用的伦理原则,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严禁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等,明确规定禁止代孕技术的实施;2006年,我国实施《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这些都从立法上标志着我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技术的监管进入了标准化管理阶段。”田莉说,相对而言,社会大众普遍更接受试管婴儿,而不是代孕,在法律层面,我们国家全面禁止。

      “爱、生命、健康等基本价值,是人类社会存续的重要条件。”蒋月说,之所以不允许代孕,是因为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由代孕母亲赋予生命的孩子被他人抚养,是他人的子孙后代,代孕人却仅是为了金钱才赋予孩子生命,生母只关注自己的身体和她的孩子能卖多少钱,这对于生母、孩子都是十分悲哀的。在法律上,应如何界定代孕者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代孕母亲、卵子提供者和委任代孕者,法律应该承认谁是孩子的母亲?如何维护代孕母亲和孩子的权利?在代孕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或出生婴儿有先天缺陷,应由谁承担责任?如何确定孩子的户籍、国籍身份?孩子是否有知情权……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纵观国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支持代孕,即便有,也有诸多条件限制。蒋月表示,最近数十年来,允许代孕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公共政策基本差不多:保护一般代孕,禁止商业性代孕,将代孕需求和服务供应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减少或克服代孕带来的弊端。她认为,从平等保护生育权角度考虑,我国确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全面地研究规范禁止或允许代孕各自的利弊,及现行规定是否有必要做适当调整等问题。原卫生部的规定仅仅是规章,不是法律,今年生效的《民法典》也没有涉及代孕的规定。其实,我国可考虑选择有限制地开放代孕,向不孕不育夫妇、医学上认为不宜怀孕的已婚妇女等特定群体提供这类生殖技术服务,全面禁止商业性代孕,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利被滥用的风险。她呼吁国家尽快制定“人工辅助生殖法”,规定辅助生育、代孕,例如,规定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和人员的资质、代孕协议应经适当机构审核批准方可执行,代孕女性的人工受孕过程依法依规进行管理,代孕协议的主要条款,代孕协议不得强制执行等等,从而保护相关各方主体的利益,特别是保护出生孩子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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